2021年03月24日
當代資訊社會之下，GAFA（Google, Apple, Facebook & Amazon）所推出的各種科技產品、資訊服務給人們帶來生活中各種便利性、增進工作效率，或開創了前所未有的社交、娛樂體驗，使得人們愈來愈依賴它們，也在不知不覺中以自身（或出於自身的）的資訊餵食、豢養，在短短的幾年間，赫然養成當今幾乎無所不在、無所不知的「科技巨獸」。而今GAFA挾其龐大的資訊、技術優勢，如猛虎出柙般為人類社會帶來許多隱憂及威脅，尤其對於人類歷經漫長發展進程而爭取得來之自由、民主等普世重要價值，更甚至已經造成無可回復的損傷；或至少可以說，科技巨頭所開發、使用的演算法，深深影響人們所接收之資訊，對於民主社會中的政治溝通，有其不容忽視的影響力，而這樣的影響，其正當性毋寧是備受質疑的，由去年2020年美國司法部發布對GAFA之反壟斷調查、並且隨即對Google提起反壟斷訴訟之作為，可見一斑。
關於科技巨頭的資訊壟斷問題，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，兼民主、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法蘭西斯．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、史丹佛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Ashish Goel以及杜克大學法學院、同時也是工商管理學系教授Barak Richman等三人，於2021二月共同發表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? – Ending Big Tech’s Information Monopoly一文討論之，以下即為此文之簡要分析。
該文首先點出其所欲處理的問題，偏重於GAFA科技巨頭對民主所造成的威脅。蓋因其資訊壟斷地位，創造出「過濾泡泡」（filter bubbles），即眾所熟知的「同溫層效應」，使人們的政治意見愈趨極化，有害於民主制度正常運作所高度仰賴的自由意見市場；接著從「藉由反壟斷法試圖打破科技巨頭的壟斷地位」說起，認為：現今對於反壟斷法之解釋適用，已由著重消費者利益的「後芝加哥經濟學派」衍生出「新布藍代斯學派」（neo-Brandeisian school），此經濟學派不再僅以消費者利益為首要，主張在保護消費者經濟利益以外，同時應保護政治價值──亦即言論自由、經濟平等，然而，縱使如此，基於GAFA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，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講，實際上提供相當程度的方便性及利益，對於消費者利益不減反增，因此作者對「以違反反壟斷法來瓦解科技巨頭的優勢地位」之有效性採取較為悲觀的態度，遂嘗試轉向「以行政管制手段提升科技巨頭之可課責性」之論述取徑。
作者提及，過去多數倡議認為應課予科技巨頭等同於媒體之責任，要求其應對由GAFA所發布的內容──尤其是官方／政府之言論──至少要求其查證；或如德國的網路執行法（Netzdurchsetzunggesetz, NetzDG，俗稱臉書法），賦予一定規模的網路平台有直接移除言論的權力，同時亦為其義務。然而，作者也點出這類作法並非長久之計，事實上，賦予科技巨頭自行查證、移除網路內容之權，不僅並未解決科技巨頭資訊壟斷的問題，迴避了「其擁有資訊市場的影響力」此一事實，更是擴大其權力範圍，而同樣又需要一個制衡機制以節制之，想當然爾，爭議勢必繼續延燒。更進一步說，科技巨頭的能力，實際上早已超過傳統媒體，人們也早已無法透過轉台不看、不買特定立場之報紙來脫離這種撲天蓋地的資訊投放。
除卻課予科技巨頭媒體責任之呼聲之外，近年隨著歐盟GDPR的通過及施行，所謂「資料可攜權」等隱私法所賦予個人之資料自主權，也是論者用以因應科技巨獸不斷擴張之劍矛，但作者認為，資料可攜權因各個平台之介面、資料格式之差異，難以落實；又個人得對平台主張之資料刪除權等權利，僅能在個人層次去對抗，一如小蝦米對抗大鯨魚，反而無從削弱科技巨頭所擁有的「集中式的數位內容影響力」。
基於以上對於各種倡議的檢討，作者最終提出 「中介軟體」（middleware）之概念，作為馴服科技巨獸之鞭，以從其手中奪回人民之自主權，進而守護民主之價值。中介軟體作為解方，亦即，在科技巨頭平台及資訊接收者／消費者（下文稱使用者）之間，設置一道過濾網，由使用者事先設定偏好，自行選擇要／不要看到哪些資訊，例如在Amazon設定只想看到特定產地、環境友善的產品，或設定Google搜尋結果之類型等。作者並指出，中介軟體之設計及技術特徵必須透明，讓使用者得以清楚其運作、個人可以做出哪些選擇、可以如何選擇。如此，人們便可能免除溫水煮青蛙式的觀念同化或極化，成為資訊壟斷之受害者。
不過，理想總是說得簡單，作者也明白這樣的主張勢必將遇到許多難題與挑戰。其一，中介軟體之提供者，必也是一新創科技公司，那麼也就是將原屬於科技巨頭們的內容篩選權力，移轉至中介軟體公司，則移轉多少，就是問題。設計上可能有兩個極端：全部移轉，則原來的科技平台僅為一中立資訊連通道，所有呈現之資訊內容，全交由中介軟體決定之，科技平台失去所有與使用者之連結，可能失去廣告收益（因使用者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收廣告資訊，若廣告成效不彰，則廣告主可能另覓他法）而引起其反彈；抑或，科技平台仍然保有以其演算法決定／篩選內容之權力，而中介軟體僅具備補充過濾的功能而已（可能是事實查核、類別標籤、建議內容的微調等），若是如此，則臉書或推特之運作模式，可能跟如今不會有太大的差異。最好的機制想必介於上述兩個極端之間，而這條線該如何劃定，政府的介入仍然是不可或缺的，從上述權力移轉的說明，也可以推知，中介軟體公司作為資訊過濾安全閥，其權力也應該受到制衡，故也必須是行政管制的對象。作者對此則認為國會必須對於中介軟體之責任、透明性、一致性訂出至少一定程度、清楚的標準。
其二，吸引新創公司、科學家有動機投入中介軟體開發及經營的商業模式為何？小編以為這可能是中介軟體機制最為棘手的障礙。作者所提出之對策是，要求科技平台與中介軟體商訂立廣告收益分享之約定，契約內容應受政府監管機構監督。換言之，仍屬以法律規制手段介入資料經濟市場，進行利益重分配。然而，此一主張究竟是否會是有效的對策，小編則認為有待商榷。中介軟體商若屬新創公司，有何談判優勢或籌碼得以與科技巨頭分享利益？即便果真以明文定之，透過法律規制力使中介軟體公司可分享科技巨頭之收益（關於這點，坦白說尚未想到如何透過目前既有的法律工具為之，是公課？是徵收？或許也會面臨財產權過度侵害而違憲之質疑），姑不論對於私人財產權之限制是否得以通過違憲審查，科技巨頭亦可能有其對策，如自行設立此類中介軟體公司，如此一來，利益事實上仍可說是歸於同一，則將偏離制度設計之初衷；而若再以法律禁止之，其違憲疑慮便更高了。
第三，這個機制可能面對的另一批評是，讓使用者自行設定偏好，可能強化同溫層效應。不過作者認為，對於「人們總是只看自己想看的資訊」這件事，原就難以期待從技術上解決，極端言論（如仇恨性言論、陰謀論）也不可能根本上消滅之，況且即便是極端言論，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（編按：關於極端言論之管制或因應，各國有不同的討論，在美國一般認為可能更偏重其受憲法言論自由保障這一面），採用中介軟體之機制，是限縮極端言論之影響範圍，避免意見市場因科技巨頭對於言論──特別是政治性言論──的壓迫、操縱，使意見市場失靈，對民主自由造成戕害或斲傷，透過制度之建立，迫使科技巨頭交出權力，使人民奪回自主權，自行決定所接收的資訊，不再受科技巨頭之演算法所操弄。
此篇文章所提出之「馴獸方法」，或有其道理，但透過上述摘要分析可知，要突破所面對的關卡絕非易事，無論在技術層次或法理層次，都有不小的挑戰。舉例而言，要藉由中介軟體達成資訊過濾的目的，首先必須要對於極大量資訊做適度的分類，單就此而言，即有不少待解之問題：如何分類？由誰分類？要使用監督式人工智慧或非監督式人工智慧？GAFA各家有多種資訊結構或格式，中介軟體都要統一處理／如何統一處理？對於官方言論（例如川普的推特發文）、新聞、一般常民的自媒體發文、私人產出之內容等不同來源及性質之資訊內容，是否應有不同的處理標準？目前既有的技術框架是否足夠？在在皆是採行中介軟體一途，有待釐清之問題。除此之外，目前正進行中的反壟斷訴訟，雖如作者所說，可能必須耗費幾年的時間，但終究是一個可能的解決方向，也值得後續觀察；資訊科學界亦有其他相關研究正進行中，試圖透過人工智慧新技術的研發，來因應科技巨頭大者恆大的現象。是以，雖說巨獸可畏，但各界普遍已意識到另一種形式之利維坦的存在，馴獸師的出現，或許指日可待。
資料來源
- Francis Fukuyama, Barak Richman & Ashish Goel,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: Ending Big Tech’s Information Monopoly, 100 FOREIGN AFF. 98 (2021).https://www.foreignaffairs.com/articles/united-states/2020-11-24/fukuyama-how-save-democracy-technology
延伸閱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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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
本研究感謝「資料安全研發及人才培育計畫」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