顧長芸
2019年09月06日
本文主要討論，當適用於「私人搜索原則」（private search doctrine）的案件，涉及電子設備或電子裝置時，美國政府執法單位之搜索在何種程度下，得以免除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要求事先取得令狀（warrant）之規範。作者以Carpenter v. United States 判決之邏輯類比，主張執法單位僅能閱覽經私人搜索時所開啟之檔案與文件為基礎，甚至，執法單位僅可閱讀呈現在裝置螢幕上之資訊而不得自行操作，以確保當事人隱私權不受侵害。
U.S. v. Jacobsen一案的判決，確立了所謂的私人搜索原則，即，若私人（非政府執法單位人員）對他人物品進行之搜索或扣押，在政府不知情且無協助之情況下，即便此搜索並非合理（unreasonable），政府也可使用經此私人搜索而取得之資訊，而不違反第四增修條文。此理論之基礎在於，被搜索之個人因為資訊受第三方向執法單位之揭露，失去了對該資訊之隱私期待；而一旦當事人對這些資訊之隱私期待受損，政府執法單位便可使用這些隱私期待受損之非隱私資訊（nonprivate information），進行搜查，無須法院令狀。
在私人搜索原則下，若物品為電子設備或裝置，是否可直接類比於Jacobsen案之包裹容器，作者分析巡迴法庭的見解基本上可以分成兩派。一為直接將電子裝置視為容器，即，一旦私人搜索取得後，執法單位可以瀏覽電子設備的全部內容，例如第五巡迴庭（The Fifth Circuit）在United States v. Runyan一案，以及第七巡迴庭對於Rann v. Atchison一案之見解。另一派則認為電子裝置不同於一般容器，警方僅能觀看私人於搜索當下曾看過的文件或影片資訊，而不能整個查看電子裝置所有內容，如需查閱全部內容，則需由警方申請法院令狀後，才可進行，如第六巡迴庭在United States v. Lichtenberger案與第十一巡迴庭對United States v. Sparks案之見解。
作者認為Carpenter一案之判決，或能解決電子裝置是否可以類比於Jacobsen案之容器的難題。聯邦最高法院（United State Supreme Court）於本案判決，警方在未有令狀之情況下，向第三方取得Carpenter本人的CSLI（cell site location information）紀錄，違反憲法第四增修條文。最高院之理由在於，因數位科技的重大變革（seismic shifts），每個人的地理位置將有年復一年地追蹤之可能；在現代社會中手機為每個人不可或缺（indispensible）的一部分，這種不可或缺的特性使得手機成為我們個人的延伸，除了詳細記錄我們的生活，也讓個人排除手機會被他人檢視的風險。警方取得之CSLI紀錄，將可能讓警方知道原本不知道的內容，在Carpenter本人非自願提供CSLI的情況下，不符合第三方原則（Third party doctrine）。
以Carpenter一案之見解為基礎，作者指出，電子設備的儲存與連接網路的能力，使得電子設備有別於一般的傳統容器，無法直接以電子設備之具體尺寸或內容物的數量，類比於Jacobsen案的包裹容器。電子設備的資訊內容如同俄羅斯娃娃（Russian nesting doll）一般，層層疊疊，每層之下都可能還有多個子類別。基於電子設備的複雜內容，作者認為，因私人搜索原則而取得之電子設備，執法單位倘若全數查看，將可能會知道原本私人搜索所不知之資訊，而這些資訊在個人隱私期待並未被破壞的情況下，政府執法單位閱覽這些內容將侵犯個人隱私。因此，適用私人搜索之電子設備，警方僅能在幾乎確定（virtually certain）該文件或檔案已被私人開啟過情況下，閱覽這些資訊，而不能超出其範圍；倘若警方無法確定私人搜索過程所查閱或開啟之檔案，執法單位僅能觀看顯示在電子設備螢幕上之資訊，如一眼看清原則（plain view doctrine），而不得自行操作電子設備。
在限制警方僅能瀏覽私人搜索已看過之電子資訊內容的情況下，作者分析此一限制所受到的批評與此限制之優點。對此限制之批評而言，首先，實際應用情況難以舉出私人搜索過程究竟看過那些內容，在實質上將限縮私人搜索原則的範圍；第二，警方若僅能瀏覽螢幕，將無法取得可能更有幫助之後設資料（metadata）；第三，可能造成警方因害怕證據無效，而不敢使用私人搜索所提供之資訊；第四，造成時間及資源的浪費，迫使警方在有限的情報下申請法院令狀。對於上述批評，作者回應，為確保警方不會透過這些非隱私資訊，進而擴大至所有當事人隱私資訊的範圍，因此有必要將此原則之適用範圍，限制的越小越好；此限制僅要求警方於私人搜索之範圍內進行，並未限制警方不得使用這些資訊。
而此限制之優點，作者認為，首先，此限制可以統一警方的搜索方式，讓警方不因不同類型之設備，而須採用不同之搜索方式。其次，在限制電子設備瀏覽的情況下，將可促使執法單位進行調查，蒐集該電子設備外的資訊，減少歧視的產生。第三，此限制更符合憲法第四增修條文之精神，要求政府在偵測犯罪與證明有罪的情況下，必須與個人隱私利益相互權衡，才可進行搜索與扣押。
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Carpenter v.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決，除分析科技所構成之CSLI紀錄特性外，還包括對傳統第三方原則適用要件之釐清，也讓該案被視為「第三方原則」的指標性案件。
該判決指出，第三方原則的概念源於個人與他人分享資訊後，將降低個人對該資訊之隱私期待，然而，適用第三方原則之要件，不僅僅在於分享的這個行為，尚須考量到資訊本身的特性、個人對此資訊內容之隱私期待、以及自願揭露之性質。由於CSLI內容的詳盡、豐富且不用費力就可蒐集之特性，近似於United States v. Jones的GPS資訊，即便是由個人提供給第三方，如United States v. Miller中的銀行紀錄或Smith v. Maryland中的電話撥號紀錄，但CSLI的提供僅需個人開啟手機電源而不需額外的個人主動行為，因此CSLI無法被視為個人自願提供給第三方之資訊。Carpenter因而可以對其CSLI資訊有合理隱私期待，執法單位存取個人CSLI屬第四增修條文所規範之搜索，須有法院令狀之許可。
最高院於判決說明，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所保護的，除了個人的財產（property）利益外，還包括個人的特定隱私期待，而何者可讓個人保有隱私期待，則取決於何者在第四增修條文下，會被視為不合理之搜索或扣押。在此考量下，如同Mezera於本文所期望的，應由法院確立政府執法單位於電子裝置或設備進行搜索之合理範圍，供執法單位遵循，避免侵犯個人隱私的事件不斷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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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
- Sarah A. Mezera, Carpenter’s Legacy: Limiting the Scope of the Electronic Private Search Doctrine, 117 Mich. L. Rev. 1487 (2019). Available at: https://repository.law.umich.edu/mlr/vol117/iss7/5
- Timothy Ivory Carpenter v. United States. (No. 16/402, 2018)
作者
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顧長芸
本研究感謝「健康雲跨領域研究」計畫支持